此时恰逢抗日战争爆发，顾方舟一边目睹了周围日本军人对中国人的凌辱，一边牢记母亲的叮嘱，考上了北京大学医学院的六年班。

在北大医学院的同班同学合影，二排右一为顾方舟

　　在北大除了接受专业的医学教育，顾方舟也在1947年加入了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只不过在建国前还是“地下党”的身份。也正是这段特别时期的政治动荡和爱国情怀，顾方舟确立了人生目标——学医不仅仅是为了自己，更应有远大的方向和理想。
　　
　　也正是在这个时期，顾方舟遇上了一生的伴侣李以莞。1951年，两人结婚，结婚照后面的寄语写着，“我们要在祖国的伟大建设工作中，来培养我们的爱情”。

顾方舟与李以莞的结婚照

　　1950年，刚刚北大毕业的顾方舟被派到大连卫生研究所工作，跟随苏联科学家葛罗别兹学习噬菌体。短短一年后，1951年8月13日，中国教育部决定派遣375名留学生赴苏联学习，学习苏联先进经验，顾方舟也在其中。
　　
　　初到苏联，被分配学习病毒学的顾方舟面前的第一项难关是语言。好在复杂的俄语并没有难倒顾方舟，他不仅快速学成，还在一次学校组织的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两周年晚会上担任主持，用一口较为流利的俄语赢得众人的赞叹。
　　
　　之后，顾方舟跟随苏联病毒研究所的丘马可夫教授，开展乙型脑炎病毒的研究，也正是在这个时期，顾方舟学到了科学研究的基本流程，从撰写综述，到提出问题，再到设计实验解决问题，这种科学研究的思维，正是他这次苏联学习获得的最大收获。
　　
　　1955年，回国后的顾方舟一边开展自己的研究，一边也注意到国内开始频频出现的脊髓灰质炎疫情。恰逢在苏联认识的朋友索科洛夫来中国交流，二人决定一起去上海建立实验室，开展脊髓灰质炎病毒的研究。
　　
　　临行前，当时卫生部副部长找顾方舟谈话，说：“你要一辈子，解决脊髓灰质炎的问题。”没想到，一语成箴，这成了顾方舟未来数十年的使命。
　　
　　1959年，33岁的顾方舟和其他三位同事，闻仲全、董德祥、蒋竞武，再次被派去苏联学习。这次他们要学习的目标，正是怎么搞定脊髓灰质炎病毒。
　　
　　脊髓灰质炎，死疫苗？活疫苗？
　　
　　脊髓灰质炎，又叫小儿麻痹症，是一种病毒感染引发的疾病。在卫生条件不佳的地方，病毒很容易从小孩的口中进入肠道，大量复制后就有可能侵入血液和神经，引发肌肉麻痹、萎缩、虚弱无力、全身瘫痪等症状。
　　
　　当时中国的发病率大约是十万分之二三到三十不等。1955年，江苏南通爆发了一次严重的脊髓灰质炎疫情，导致2000余名儿童患病；随后广西南宁也爆发了类似的疫情，三伏天家家户户紧闭门窗，大街上门可罗雀。
　　
　　国外的疫情也一样严峻。1952年，美国爆发了严重的脊髓灰质炎疫情，全国共出现了58000例病例，其中3145例死亡，超过20000人瘫痪。因此，相关的疫苗研究迫在眉睫。
　　
　　一方面，在1952年，美国乔纳斯•索尔克开发出灭活疫苗，也叫“死疫苗”，通过完全杀死的病毒作为疫苗，虽然成本较高，但是却能在接种3-4针后有效预防脊髓灰质炎。短短几年间，美国因死疫苗的推广，从上万病例降低到1962年的161例。
　　
　　另一方面，在1955年，美国科普罗夫斯基和赛宾开发出减毒疫苗，也叫“活疫苗”，通过将病毒突变使其失去毒性，但仍具备激活免疫系统的效果，用以实现疫苗作用。对比死疫苗，活疫苗的成本更低，且只需口服不用注射，但缺点是具有未知的安全隐患——失去毒性的病毒可能在传播过程中突变重组，重新获得毒性。
　　
　　难以确定的安全隐患，加上无法在美国开展临床实验（疫情几乎被死疫苗解决），赛宾只能带着活疫苗到国外推广临床实验来验证安全性。1959年，带着活疫苗的赛宾前往苏联，和丘马可夫一起商讨活疫苗的使用与临床试验。

美苏科学家针对活疫苗进行商讨，左二为丘马可夫，右二为赛宾

　　在这次研讨会的观众席上，丘马可夫的学生，二次来苏联的顾方舟，正在思考两种疫苗的优缺点，并快速判断——百废待兴，资金有限，缺乏医学技术人员的新中国，应该用活疫苗。
　　
　　但是安全性仍没有保障，顾方舟从丘马可夫的实验室借去了活疫苗的病毒株带回国内，短期内生产了500万份活疫苗，在卫生部的支持下，开展了1、2、3期临床实验。
　　
　　疫苗刚生产出来，为了完成第一期的临床试验，顾方舟让刚刚出生的第一个儿子亲身接受了活疫苗，以身试险。随后四百万次全国范围的临床接种实验，证明了活疫苗的有效性与安全性。
　　
　　但是全国人口数亿，每年新生儿上千万，这一批疫苗并不能涵盖全部人。为此就需要加大生产——但是脊髓灰质炎病毒的培养需要用到猴肾细胞，这就需要用到大量的猕猴。
　　
　　为此，大家的目光落在了动物资源丰富的西南——云南，昆明。
　　
　　举家赴昆，生产糖丸
　　
　　1958年，中国医学科学院在昆明玉案山花红洞选定了猕猴站地址，也就是后来医学生物研究所的开端，顾方舟为了表明生产疫苗的决心，举家搬到昆明。
　　
　　研究所在深山里，这就意味着建设、生产具备的困难，而又恰逢1959-1962年的三年自然灾害，顾方舟及其团队就在这种吃不饱的条件下，建设研究所、抓捕猕猴、开展疫苗生产。
　　
　　当时研究所的技术人才，很多都是从北京或者昆明的医院临时分配过来的，而大家来研究所的第一件事就是爬山，先爬一整天山穿过树林找花红洞在哪，找到了也差不多到晚上吃饭的时候了。结果新来的同事在餐桌上吃了一半，就听到哇的一声大喊，大家全跑了，不为了别的，就是厨房给大家添多一勺野菜——饿着肚子的大家，能多一勺野菜都是一种奢侈。

正在建设中的医学生物研究所

　　除了建设研究所，更关键的是疫苗的生产，但也是难度重重。
　　
　　培养细胞所需的胰酶，需要经过好几轮沟通交流，艰难地从香港进口；细胞培养液中需要胎牛血清，研究人员就亲自到屠宰场亲自采血制备；病毒保存的冷库位于市区，实验员每天要在傍晚下山，晚上低温爬山运输，深夜开展生产工作……
　　
　　这些都只是疫苗生产困难的冰山一角。
　　
　　1958年开始建设昆明医学生物研究所，仅仅花费两年时间，顾方舟和他的团队，就生产出自北京的500万之后的第一批正式活疫苗。
　　
　　但是疫苗生产出来还不够，比生产更重要的是持续的推广接种。顾方舟提出的“激进”策略是在7-10天内让一整个县、乡或镇完全接种疫苗，形成免疫屏障。
　　
　　但是活疫苗需要低温运输，当时的中国根本不可能有冷链运输。为此顾方舟和他的团队想到的“土”方法，是利用广口保温瓶装冰块运输，暂时解决了这个问题。
　　
　　但这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在加上疫苗带苦味小孩子都不乐意吃，顾方舟及其团队就进一步结合中药的药丸，加入糖浆、奶粉，开发出如今大家熟悉的糖丸形式，不仅味道更好，而且能在常温下保存至少七天，一并解决了运输的难题。

活疫苗糖丸

　　伴随着推广，生产的脚步也没有停歇，从1962年开始实现的每年500万剂，到后来需求越来越大，扩增到每年6000-7000万，最高的时候达到一年生产1亿多份，能涵盖全国的新生儿。
　　
　　同时检定的过程也要不断完善，每隔一两年就要修订疫苗的生产检定标准，确保疫苗足够安全有效。
　　
　　在持续了几十年持之以恒的生产与推广后，2000年，也就是1962年开始推广疫苗的38年之后，世界卫生组织确认中国已经成功阻断了本土的脊髓灰质病毒传播，消灭脊髓灰质炎，顾方舟作为代表之一在《中国消灭脊髓灰质炎报告》上签字，这一年，顾方舟74岁，历经接近半个世纪，完成了这件被托付一辈子的使命。

签字仪式的合影，一排左四为头发花白了的顾方舟

　　中国疫苗的过去与现在
　　
　　2019年1月2日，顾方舟先生因病去世，享年92岁。同年，在中国建国70周年的庆典上，已故的顾方舟被国家授予“人民科学家”的称号，他也被评为“2019年感动中国人物”，之所以提这个，是我觉得里头的颁奖词，是顾老先生一生最好的阐述：
　　
　　舍己幼，为人之幼，这不是残酷，是医者大仁。为一大事来，成一大事去。功业凝成糖丸一粒，是治病灵丹，更是拳拳赤子心。你就是一座方舟，载着新中国的孩子，渡过病毒的劫难。
　　
　　回过头来看，顾方舟先生做出的贡献非常多，而其中最重要的，是在关键的历史时期选择了关键的技术，让疫苗能以最快的速度铺展开来。
　　
　　除了顾方舟，过去一百多年还涌现出大量的公共卫生专家，用尽一生为中华公共卫生事业做出贡献，比如四个月解决东北鼠疫的伍连德先生、研发出中国人自己的天花疫苗和狂犬疫苗的齐长庆先生、发现沙眼病原体的汤飞凡先生、引入卡介苗的王良先生、近代中国首位牺牲在防疫一线的科学家俞树棻先生等等。
　　
　　而在这些先辈之后，我国的疫苗，尤其是我们今天重点讲的儿童疫苗接种也有了很大的进步。改革开放后中国实行国家免疫规划，脊髓灰质炎疫苗、卡介苗、百白破疫苗、乙肝疫苗、麻疹疫苗的接种率都接近100%。

1983-2016年中国儿童疫苗接种覆盖率变化

0-6岁儿童疫苗接种程序表

　　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自中国1978年启动了国家免疫规划以来，避免了400多万人的死亡，避免了3亿多例脊灰、百日咳、白喉、破伤风、乙型肝炎和麻疹。
　　
　　而除此之外，有一个更大的缺口是我们往往会忽略，直到新冠的发生，以及这几年HPV疫苗的热度，大家才开始意识到的，就是成人免疫接种。
　　
　　其中，带状疱疹、肺炎、流感、宫颈瘤等疾病，都是可以在成年通过接种疫苗防护的，而这些信息知道的人非常少——如果等到真的患病，往往就追悔莫及了。
　　
　　因此，我们最后再强调一下顾方舟先生以及无数中国公共卫生工作者的初衷：让大家能认识到疫苗的重要性，能远离疾病的危害。
　　
　　意识到疫苗的重要性，认识到自己对疫苗的需要，显得格外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