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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纵观世界文明史，疫情尤其是大疫，往往成为大国兴衰、文明兴衰的加速器，兴者愈兴，衰者愈衰。
　　
　　当一个大国、文明自身处于持续衰落趋势下，若猝然遇到来自外部自然界大疫的打击，完全超出其应对能力，疫情下政府、社会的组织动员能力就可能完全失能，这又刺激了内部早就存在的各种问题极端爆发，内外交困，从而加速了衰落之势。反之，当一个大国处于上升趋势时，疫情则成为大国上升的试金石，疫情激发了大国领导人、政府对于社会强有力的组织动员力，种种问题在暴露中得到加速度的克服，国家整体上变得强而有力，内部也更有凝聚力。
　　
　　罗马帝国提供了疫情加速衰落的经典案例。凯尔·哈珀《罗马的命运：气候、疾病和帝国的终结》一书研究了三次大瘟疫对于罗马帝国衰落所造成的重大影响。
　　
　　165年，罗马帝国暴发安东尼瘟疫。这次瘟疫再加上皇帝奥勒留在不合适的时间发动针对北方蛮族的北方战争，最终使得罗马帝国开始失去应对挑战的韧性边际，多方面危机迸发，帝国扩张全面中止。249年暴发的西普里安瘟疫加剧了罗马帝国一系列的重大政治失败，罗马皇帝菲利普的去世开启了罗马帝国20年的无政府混乱局面：帝国合法性出现危机，篡位时常发生，直至出现军人皇帝，职业军人取代了元老阶层的政治地位；货币危机出现；边境防线体系崩溃。541年开始的查士丁尼瘟疫持续200年，罗马帝国东部即东罗马帝国的复兴在其打击下猛然中断，更无法抵御伊斯兰军队向欧洲推进，帝国无可奈何地终结了。
　　
　　瘟疫曾在美国崛起过程中扮演过加速器的角色。1918年大流感是美国最近100年来最严重的大流行病，导致美国60余万人死亡，但在1918年大流感后，美国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强的国家。
　　
　　当时，面对空前的疫情和巨大的损失，美国社会表现出强大的行动力和恢复能力。在国内，民众以积极英勇的行动应对疫情，学生、教师、退休人员等都被动员起来充当志愿者，美国很多学校、私人住宅和建筑物都被改建为临时医院等等。在国际上，在疫情对交战各国造成越来越大损失的时候，美国继续增派军队和供应军需物资显示出了国家的实力，也为协约国最后的胜利作出了卓著贡献。一战开始时，美国采取中立立场，通过与欧洲各国进行大规模军火贸易以及战争贷款大发战争财。到了战争后期，威尔逊改变孤立主义政策，不但参与战争还发挥积极作用，最终在战后世界秩序中占据重要地位。
　　
　　在中国文明史上，疫情也对王朝的兴衰产生过重要影响，东汉、明朝的灭亡过程中都有大疫的加速作用。但是，中国文明的连续性不同于西方文明的断裂性，虽然有王朝的兴衰，但中国文明却始终能保持连续不断裂。中国文明对于疫情的认识是高度中道而辩证的，来自大自然的疫情具有两面性，它对于一个国家、民族的挑战可能是毁灭性的打击，也可能是刺激一个国家体系的加速更新与完善，这取决于这一体系对于国家政治能力的调动。
　　
　　作为儒家道统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中的大禹、商汤，分别在其立国后遇到九年水灾与七年旱灾，持续水旱大灾后必有瘟疫。灾疫反而让禹、汤反求诸己、励精图治，加速了夏、商王朝以及早期中国礼乐文明的兴盛。可以说在大禹、商汤的积极有为之下，疫情反而刺激了中国早期的制度与文明体系的加速革新与完善。汤有著名的《汤誓》：“余一人有罪，无以万夫；万夫有罪，在余一人。”汤之盘铭则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些都是强调政府领导者反求诸己的高度政治责任与政治能力。
　　
　　中国文明古今一体的连续性，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了在这次抗疫中，中国展示出的从国家最高领导人到党和政府的各级组织，再到整个社会全体民众，上下齐心协力抗疫的全体社会的组织动员能力，以及对于所有患者“应收尽收，应治尽治”所展示的“一视同仁”的文明本能。中国抗疫更为深远的意义是，当代中国的制度与文明体系在抗疫中得到整体性的加速完善。反观美国的国家领导人及其政府官员面对疫情则完全暴露出其政治失能，抗疫不力却忙于甩锅中国，更加剧了其政治失能。
　　
　　一旦我们在文明史的视野下，对于疫情加速了大国、文明兴衰这一时势有了自觉而深刻的认识，我们就要为疫情之后大国、文明兴衰趋势的加速，提前在战略上、战术上做好内外各方面的运筹帷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