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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年旧疴：“三千万”例
　　
　　某种意义上，以按蚊为病媒，疟疾与人类文明发展进程相捆绑，更具体地说，与人类聚居、定居和大规模流动高度相关。
　　
　　尽管人类早期疟疾业已存在，但按蚊很难跟上人类频繁迁移的脚步，疫情往往只局限于零星小群体。正因如此，在可治疗疟疾的奎宁被发现之前，殖民者并不敢深入非洲大陆。但随着殖民扩张，出现了大规模人口迁徙、奴隶贩卖，疟疾从非洲等热带、亚热带向纬度更高地区扩散并给缺乏免疫力的群体带来高死亡率。
　　
　　具体到中国，则是由于因战乱南下的难民对疟疾毫无抵抗力，大规模感染再次造成大规模传播，疟疾的分布不断北上。到了清末、民国年间，战争、水旱灾害和社会秩序的崩溃进一步加强了疟疾的破坏力。据国际卫生组织联盟统计，20世纪30年代初长江洪水造成灾区60%人口感染，近30万人直接死于疟疾。
　　
　　至新中国成立时，全国70%的县存在疟疾疫情，感染者近3000万，其中百分之一属于重症。而规模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疫情防治的障碍还在于中国幅员辽阔、地形多样与病媒种类繁多导致的疟疾本身类型复杂。

农民在青蒿地里除草。谭凯兴/摄

　　应对挑战：新生人民政权的“群众路线”
　　
　　尽管疟疾非常严重，但它只是新生人民政权面对的众多挑战之一，其防治服从于整体路线。
　　
　　受限于当时的技术、资本与人力条件，新中国早期的卫生政策以革命年代经验为基础。1950年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提出卫生政策的基本指导意见：“为工农兵服务”“预防为主”“中西医结合”与“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其核心在于“群众路线”，主要包括：致力于处理影响大多数人民群众的疾病；大规模动员群众投入卫生工作；建立一个能够让整个国家受益的基本医疗体系；在人民、中共和政府之间建立密切联系。可以说，直到今天新冠疫情防治，这一路线仍是核心性的，并证明了自身跨越技术、资本与人力条件的长久生命力。
　　
　　1952年12月，中国全国第二次卫生会议宣布致力于消灭血吸虫、钩虫、疟疾和黑热病这四种最严重的传染性疾病，并从第二年春天开始构建一个全国性的防疫网络。1955年末，中共中央防治血吸虫病九人领导小组成立，也负责全国范围内的疟疾防控。随后掀起了一次全国性疟疾防治运动，希望能在七年之内消灭这疾病。这一时间表未免过于急切，但却达成了一项重要成果——将专业防疫站纳入全国预防防疫工作网络。该网络由卫生部卫生防疫司牵头，对省、市、县三级防疫站进行专业监督，市防疫站监督区防疫站、街道卫生站以及工厂、企业设立的防疫站。
　　
　　随着20世纪50年代末公社制度的建立，公社防疫站、大队卫生所、小分队卫生所分别负责公社的卫生防疫工作。这一庞大网络内的各单位需执行流行病防治任务，特别是控制传染病和寄生虫病、监测及培训人员。到1975年，防疫站数量从1957年的1626个增至2912个。同时，该机构扩大了预防保健和相关领域医务人员培训。
　　
　　因缺乏足够卫生资源、人力、资本和技术，新中国成立初期主要采取劳动高度密集的预防措施。但随着经济发展，对疟疾患者的治疗普及开来，“普查普治”成为当时的常规做法。尤为重要的是，中国没有选择医院的常规治疗，而坚持在农村铺开大规模治疗来应对疟疾问题，旨在既有经济、技术条件下普及更大的人群。治疗方法必须简单、安全、经济、持续时间短，并使用中国能够大批量生产的药物，即“因地制宜”。
　　
　　进入20世纪50年代，广泛的流行病学和昆虫学研究迅速在中国推进，并在省际之间展开合作协定，灵活处理不同疟疾流行区的情况。卫生工作者则进行大规模的血液检查、患者治疗和抗复发研究。20世纪60年代初，氯喹、乙胺嘧啶、伯氨喹等药物都已能自主生产，为大规模治疗奠定了基础。
　　
　　本土药物的研究和利用在中国也得到重视，这方面最突出的成就是后来获得诺贝尔奖的青蒿素。在其他药物逐渐引发抗药性后，青蒿素成为全球最强大的新药。不过，东南亚已出现对青蒿素产生抗药性的疟疾变种，新型抗疟疾药物研发始终在路上。

一女子展示青蒿素样品。谭凯兴/摄

　　有效遏制：全国发病率降低
　　
　　经过一系列努力，中国的抗疟战略取得相当明显的成效。1954年全国共有697万病例，发病率约为1.2%。截至1979年，全国共报告病例238万，发病率为0.246%。原来疟疾肆虐的南部地区成功控制住了这种疾病。
　　
　　在极为有限的资金、技术和人力条件下，能取得如此成就有很多原因，其中不可忽视的一条是政治保障。抗击疟疾既是民族主义的斗争，也是意识形态的斗争，既是国家建设的斗争，也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斗争。因此，抗击疟疾活动成为每一个公民的爱国义务，必要时中共全党和政府将全力确保遵守，并提供指导和支持。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和中央控制允许有计划地分配和使用资源，这在当时大多数其他发展中国家是不可能的。中共在基层的组织也确保了政策的遵守和执行。
　　
　　而防治疟疾工作中的群众运动，使国家能够通过社区和群众组织宣传和实施疟疾防治。这不仅改变了个人卫生习惯，也弥补了疟疾防控方面先进技术的缺失。与此同时，国家尽可能为绝大多数人提供基本医疗服务。疟疾流行的前提之一是公共卫生服务严重不足，特别是农村糟糕的卫生条件。而中国则将广大农村人口纳入三级保健和防疫体系——即城市公费医疗、职工医疗和农村合作医疗，以确保疟疾的预防和治疗。围绕着疟疾的检测、检查、报告和检测，建构起防止疾病潜在传播的第一道防线。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20世纪50、60年代，世界卫生组织指导的在非洲消灭疟疾的计划。该计划以美国资金和技术支持为依托，建立了一个消除疟疾的垂直组织架构，但并未与当地以临床为基础的基本卫生医疗体系建立联系，甚至有意识保持隔离。此外，世卫组织也为该运动设计了具体时间段，鼓励各国在特定时间内集中资源消灭疟疾。尽管这主要是为了在当地疟原虫对ddt产生抗药性前尽快发生作用，并尽量减小对环境的影响，但正因为无法为大众提供基本的预防和医疗服务，以及缺乏最基础的公共卫生基础设施而最终失败。

中国(山西)第21批援喀麦隆医疗队在当地开展义诊活动。中国(山西)援非医疗队供图

　　终结：健全的基本医疗保障体系
　　
　　中国改革开放后，技术、资金与人力逐渐不再是制约条件，主要政策转向培训专门抗疟人才。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中国与世界卫生组织密切合作，培训相关领域专家。据估计，到1991年，全国已培训高、中、低级人员28万余人，在县、乡卫生机构和防疫站任职。
　　
　　这一时期，中国疟疾防治的主要挑战来自疫情监测。如本文一开始所强调的，疟疾与人口的流动高度相关，而经济体制改革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海内外人口流动。因此，抗疟工作的重点是扩大和加强了疟疾监测，其中一项主要措施是扩大区域抗疟疾联盟。
　　
　　2004年“非典”疫情平息后，中国建立了“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系统”，并将其应用于疾病预防控制。2017年，为进一步巩固消除疟疾成果，防止输入疟疾引起再传播，中国制订了消除疟疾联防联控机制，协作开展消除疟疾工作。
　　
　　可以说，健全的基本医疗保障体系所提供的有效治疗与预防、对人口流动的监控，和在技术、资本、人才不足时广泛的群众动员，以及长时间的坚持，是中国最终消灭疟疾的关键，也是防治包括新冠在内大多数流行性疾病的关键。
　　
　　70余年，从三千万例到零感染，中国终结疟疾的实践是一项应被称赞的伟业，也是全球范围内公共卫生制度建设的有益探索。
　　
　　作者易莲媛广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香港中文大学文化与宗教研究系博士
　　
　　作者简介：
　　
　　易莲媛，广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香港中文大学文化与宗教研究系博士。研究领域涉及技术与社会、媒介工业。